Village of the Dwarf

平面世界的爱情

译文 http://www.yeeyan.com/articles/view/41021/51711

原文（有三页）http://www.nytimes.com/2009/07/26/magazine/26FOB-2DLove-t.html?_r=1&ref=asia

这是至今在译言翻译的最长文章，中文字数近5000，从昨晚晚饭左右开始，今早起来搞定最后几段。作为译言第101篇文章，选择颇久（虽然我都是认领的）；达到一个目标难，走出新的一步更难，101的意义就在这里。

虽然我承认之前的100篇好多都无甚趣味，基本上当练习使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原来日本还有这样的文化。。保佑我的未来不会复制那个音梦大叔。

翻译过程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各种极具日本ACG（^^）特色的名词，什么“御宅族”，“X级”，“萌”，“控”，甚至还有节外生枝的“蕾丝”，现在全知道了（同时感谢股沟图片）。还有可信度值得怀疑的诸如“日本超过四分之一的30至34岁男女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”。。。所以翻译是个长见识的活，可以知道不少完全没必要知道的东西。

至于日本人名翻译。。我真真要吐了。。

坦白讲，今后希望通过译言赚点小外快，上次卫报两篇因为申领时间过晚貌似打了水漂，第一次就这样没了- -|||有比我更白痴的么。

当然自己的译文质量还有很大提升之处，比如《歌手报复美联航却一歌成名》，当时图个速度，第一段把行李搬运工翻译成了搬运机，等发现了这个严重错误，文章已经被收入《卫报中文》，想改都改不了，更不幸的是，由于王三表的博客，此文点击率迅速蹿升，于是我就愈发不安了。

不免会想，是否因为市面上太多无良译者的存在，才导致笔译价格那么白菜？或是相反？光看收益率，真还不如去做家教，或者，种白菜。

那六个礼拜很不好过。学校推迟开学，约瑟夫直到十月份才去上课。孩子们——所有孩子——都对早先热切期盼的冗长暑假感到厌倦。他们盯着电视直到目光呆滞。我 花了几个早上给儿子讲课，其他母亲也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。有两次我翻开他的作业，发现从去年起就没有上交过；有两次他对着我的脸打哈欠。另外的母亲们组织 孩子在起居室学习，但孩子们没法专心致志，只好让他们继续沉浸于“价格猜猜猜”和“幸福家庭”。学校终于恢复教学；之后起了一两次冲突，街上偶尔可以听见 汽笛的鸣叫。有很多从奥尔巴尼赶来的摄影师。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新闻小组赶到时，孩子们已被安顿好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约瑟夫把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挂在卧室 里。“孩子也有****”不知所踪。我想大概被公公拿去用作清洗鲜鱼的垫板了。他有事没事老在车库里晃。公公五个孩子都住纽堡，在他眼里仿佛都与自己家无异。

约 瑟夫从高中毕业后，我忍不住想打听罗贝塔的消息。但无果而终。我不在乎她在车子旁边对我说了什么，我在乎踢人的那件事。我确信我没有踢，也不可能踢。但是 她说麦吉是黑人，可把我弄糊涂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我无法确信。她至少不是纯黑的，不然我会记得。我记得的只有那顶小孩帽子和罗圈腿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我努力不 让自己去考虑种族的问题，但我逐渐明白过来，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，而且罗贝塔是知道的。我没有踢她。我没有和那群大女孩一块儿踢她。但我确实想那样做。我 们在一旁看着，不帮忙，也不呼救。麦吉就像我跳舞的母亲。她啥都不是，又聋又哑，任你晚上大喊大闹却不理睬；也不能教授你有用的知识。摇晃着，舞蹈着，走 路时摇摇摆摆。大女孩推倒她粗暴相待，我知道她喊不出声，我也不喊，而且心里很得意。

今年圣诞节在公公家过，我们自己就不准备在家里安置圣诞树了。约瑟夫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柏兹分校读 书，我们得省着点。不过最后我还是改变了主意。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吧。我立即赶到镇子里想挑一棵小圣诞树。等我找到卖树的店，天色已晚，飘着雪花。我磨磨 蹭蹭地选购，好像这笔交易是如此重要，直到把老板都弄烦了。最后我选中一棵树，绑到车子的后备箱上。我慢慢地驾着车，撒沙的卡车还没开出来，刚下过雪的街 道难开极了。市中心的街道挺宽阔，罕有车辆，一群人正从纽堡旅馆走出来。它是镇上唯一一家不以有机玻璃和硬纸板为建材的旅馆。可能刚开过宴会吧。男人穿着 燕尾服，在雪中挨得很紧；女人身着毛皮大衣。他们衣服底下有什么东西闪闪发亮。看着他们，我觉得累。很累很累。下一转角处有个小餐馆，窗上装饰着好几圈纸 做的铃铛。我停下车走进餐馆。我只想喝杯咖啡，在回家为圣诞夜大费周章之前安静二十分钟。

“特怀拉？”

果然是她：一袭银色晚装，深色皮大衣，身边还有一男一女。男人正在自动售烟机前摸出零钱买烟。女人轻轻哼着，指甲叩着柜台。他们好像都有点醉了。

“是你啊。”

“你过得怎么样？”

我耸耸肩：“不错，忙圣诞节，累坏了。”

“普通套餐？”另一个女人从柜台那边喊。

“行。”罗贝塔答道，“到车里等我吧。”

她一屁股坐到我旁边。“特怀拉，我不得不跟你说些事情。当初我就决定，如果再见到你，我就要告诉你。”

“罗贝塔，我情愿不听。总之，现在已经不要紧了。”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不是的……”

“别太久啊！”那个女人又喊道。她带上两份普通套餐，男人拆开烟盒，两个人走了出去。

“我想谈谈圣伯尼和麦吉。”

“哦，拜托。”

“ 听我说。我当初真的认为她是黑人。我没有撒谎。我确实是那样想的。但现在我不敢肯定了。只记得，她好老好老，而且不会说话——你知道的，我以为她是个疯 子。她在收容院长大，我妈妈也是，我以为自己也会那样。你没说错。我们没有踢她。是大女孩们干的。只有她们。但是，厄，我确实想……我想让她们欺负她。我 说过是我们踢了她：我，还有你，但那不是真的。我不愿让你一直耿耿于怀。一切不过是那天我渴望做的事——我是那么想，就认为自己做了。”

她眼睛红红的。大概是酒的作用吧。不用说，我的眼睛也红了。一杯葡萄酒下肚，我开始提高嗓门，对这件再小不过的事情絮絮叨叨。

“罗贝塔，我们当时还是孩子。”

“是，没错，我知道。只是孩子。”

“八岁。”

“对，八岁。”

“很孤独。”

“也很惶恐。”

她用手掌跟擦了擦脸，笑了：“那正是我想说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想不出别的话来填补沉默的空隙。餐厅，纸铃铛，飘雪，一片寂静。雪下大了。我想还是等撒沙车来了再回家吧。

“谢谢你，罗贝塔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“我跟你说过么？我妈妈跳舞跳个不停。”

“恩。你告诉过我。而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。”罗贝塔从桌上抬起手，捂着脸。等她把手移开，已经泣不成声。“真该死！特怀拉……该死！真该死！麦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 

1983年

 

 

 

 

请勿不经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、链接和引用，谢谢！

在那个秋天起了冲突。至少报上是这样写的。所谓的冲突。种族冲突。这个词让我想到一种鸟，一种生活在公元前十亿年的鸟。它拍着翅膀鸣叫；这种鸟没有眼睑，直直盯着你。它白天高声尖叫，夜晚栖于屋顶。它大清早把你弄醒，从今日播报直到晚间十一点档新闻，同你如影随形。一天又一天，没完没了。我能从中感受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但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詹姆斯也说不上来。一些孩子被要求转到另一所偏僻的初中，约瑟夫也在名单之中。开始我以为是好消息，后来才听说事实正好相反。我是说我早先并不知情。学校乍看都是死板刻薄，实际上，有的学校只是金玉其外罢了。但报上充斥着这类新闻，孩子们也变得心神不宁。我得提醒你，那时正是八月。学校都没有开。我担心约瑟夫转到另一所学校会感到害怕，但他好像并不在乎，所以我就没太放心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车沿哈德森大街到了那所政府准备整合的学校附近，看到一群妇女正在游行。你猜谁在那儿？她举着一块比她母亲的十字架还要巨大的牌子，牌子上写着：母亲也有权利！

我继续开过去，随后改变主意，绕学校转了一圈，慢下车速，摁响喇叭。

罗贝塔望过来，看到是我，挥动着手臂。我没有挥手，但也没有动。她把牌子递给另一个女人，走到我停车的地方。

“嘿。”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罢工游行。看上去怎么样？”

“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“为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他们想把我的孩子从这学校赶出去。孩子们不想走。”

“转校又怎么样？我儿子已经被转了过去，我并不在乎。你又何苦呢？”

“问题不在于你我，特怀拉，事关我们的孩子啊。”

“还有什么比这更关系到你我呢？”

“一个自由的国度。”

“现在还不是。但终有一天，她的人民会获得自由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同意。”

“你真的这样认为？”

“我确信。”

“我在想，你身上到底哪点和我不一样。”

“我也在想，你身上到底哪点和我不一样。”

“看看她们，”我说，“请你看看。她们以为自己是谁？拥在这里，好像都是这儿的主人。而现在她们自以为能决定我的孩子去哪里上学。看看她们，罗贝塔。她们只是波佐罢了。”

罗贝塔转过身看着那些女人。她们几乎都静静站在原地，等待着。而有的慢慢朝我们走来。罗贝塔看着我，眼神冷若冰霜。“不，她们不是。她们只是母亲。”

“那我算什么？瑞士乳酪？”

“我以前用手指卷过你的头发。”

“我讨厌你手指插在我头发里的感觉。”

母亲们的队伍开始移动。她们当然看不惯我的面孔；她们似乎恨不得能包围警车，或者就现状而言，最好还能钻进车里抓住我的脚踝、把我拖出去。现在她们包围了我的车，开始轻轻地摇晃车子。我像个溜溜球般前后晃动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抓罗贝塔。恍如当年，我们被大女孩看到后从果园逃走，如果一个摔倒了，另一个拉她起来；如果一个被抓住了，另一个守在她身边冲大女孩又抓又踢。谁也不丢下谁。我的手从车窗伸出去，没有抓到那只手。罗贝塔看着我，从车的一边走到另一边，一言不发。我的钱包从车座滑到仪表板下。终于，四个在警车里喝酒的警察听到消息后溜达过来，一路走一路推开那群女人。他们口气坚定，沉着地命令道：“好了，女士们，站到线后，或者离开马路。”

有些人自愿离开，有些人则被强迫要求离开车门和车罩。罗贝塔没有动。她坚定地看着我。我笨手笨脚地想发动车子，但怎么也发动不了，因为还没有挂上空挡。车座一团糟，刚才的摇晃把购物卷撒得到处都是，我的钱包还躺在地上。

“特怀拉，可能我是变了。但你还是那个小女孩，那个看到年老的、可怜的黑人妇女摔倒在地却要去踢的小女孩。你踢了一个黑人妇女，居然还说我顽固。”

满地都是购物卷。钱包里的东西也掉得干干净净。她在说什么呢？黑人？麦吉不是黑人。

“她不是黑人。”我说。

“她怎么不是？你还踢了她。我们都踢了。你，踢了一个叫不出声来的黑人妇女！”

“你说谎！”

“你才说谎！你怎么还不回家，不用管我们了，哼。”

她转身离开。我很快从路边开走了。

第二天早上我到车库里，剪下装运便携式电视的硬纸箱的一面。还不够大，但我很快想到一个好办法：就着白底，喷上“孩子也有****”四个红色大字。我想把它钉到学校的什么地方以便那群街对面的女人看到。等我到了那边，已经有十来个人聚在一起抗议街对面的那伙女人。警察准许了。我走到队伍里。这边昂首阔步，罗贝塔那边也是昂首阔步。第一天各管各趾高气扬，假装对方不存在；第二天则开始互相喊名字，指指戳戳。只有这些而已。其他人偶尔会换标语，而我和罗贝塔却没有换。实际上要没有罗贝塔的口号，我的标语也失去了意义。“孩子也有什么？”我们这边有个女人问我。权利。我回答。仿佛其意自明。

罗贝塔没有注意到我存在的迹象，于是我想她大概真不知道我在对面。我开始跟着队伍行进，一会儿往前挤，一会儿又落在后面，以便我和罗贝塔各自的队伍转弯时我们正好有机会面对对方。然而我还是不能确定她是否看到我，知不知道我的标语就是针对她而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比预定集合时间提前赶到等她到来。她一举起“母亲也有权利”，我也开始挥动我的新创作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知道她看到了。但我从此开始着迷于换标语，一天甚于一天。这边的女人认为我是个疯子。她们弄不清我前言不搭后语的口号有什么名堂。

我带来一块鲜红衬底、黑字大字的标语“你妈妈好吗？”中午休息时，罗贝塔离开再没有回来，从那天以后也没见她再次出现。两天后我也不去了，人们也不会想念我，毕竟没人能读懂我的口号。（未完）

 

 詹姆斯非常好相处。他喜欢我做的菜，我也喜欢他热热闹闹的大家庭。他们生在纽堡，长在纽堡，像谈论家底一样谈论这片土地。他祖母比他父亲更为老古董，他们一讲起街道房子，总叫它们从前的名字。他们还是管A&P连 锁店叫做里克店，因为以前这地方是里克他们家开的夫妻店。他们把新开的社区大学叫做市政厅，因为它建在原来的市政厅上。我的丈母娘经常贮存果冻和黄瓜，还 常去奶品点买黄油，用布包回来。詹姆斯爱和他的父亲谈论棒球和钓鱼，我还能看到他俩坐着一条小破船漂在哈德逊河上。现在纽堡一半人享受着社会福利。但对我丈夫的家庭来说，这里仍旧属于遥远的过去，是北方的一片乐土。那时候，有冰屋，有运菜马车，有煤炉，孩子们在花园里除着草；那时候，我们的儿子出生，婆婆把她当年用过的婴儿小毯子送给了我。

 
     然而他们记忆中的小镇早已逝去。外头变化很快。曾几何时，漂亮的老屋破旧不堪，被人侵占并成了逃房租的好去处；如今当下，它们已经被买下来翻修一新。一些在IBM工作的高级人才从郊区搬回城市，关门大吉， 后院杂草丛生。一天，有本小册子寄到我们家信箱，说是食品市场即将开业。上面写着“美味佳肴”，还列了一大堆IBM员工喜欢的食品。它坐落在小镇边角一条新的购物大街上。我有一天开车过去，只是想瞧瞧。那时正是六月底。郁金香刚刚凋谢，伊丽莎白玫瑰四处盛开。我开着货车，一路颠簸一路购物，熏牡蛎，罗伯特香肠，还有一大堆会被我扔在壁橱里好几年的食品。直到我看见几家科隆戴克冰淇淋店，才觉得没有太对不起詹姆斯的工钱，毕竟当个伙夫不容易。我公公也对冰淇淋爱不释手，丝毫不逊于小约瑟夫。

 排队等着结账时，我听见有人喊我：“特怀拉！”

过道里的古典音乐感染了我。向我靠近的那个女人漂亮得要命：手上戴着戒指，身穿漂亮的素色夏装。我应道：“你好，我是本森夫人。”

“哦！哦！老波佐。”她唱起来。

我一下子不明白她在说什么。她要了一些芦笋和两盒纯净水。

“罗贝塔！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天哪。罗贝塔。”

“你看上去好极了。”她说。

“你也是。你住哪儿？这里？纽堡？”

“对。在安纳达尔。”

我正要继续聊，收银员提醒我该轮到我付账了。

“我在外面等你。”她指指外面，走向另一个收款处。

我放好东西，忍着不让自己朝她身上随便打量。她变了好多。我还记得在霍华德.约翰森，那个时候我努力和她搭话，却只得到尖酸的“哇”作为回应。现在她却在外面等我。当初蓬松的头发也变得光滑，发型很好看。鞋子，裙子，一身名贵的夏装，十分动人。我渴望了解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，她为什么会从吉米.亨德里克斯那儿跑到安纳达尔——这个住满了博士和IBM经管人员的地方。很简单，我想。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。他们自以为拥有整个世界呢。

“多久了，”我问她，“你到这里多久了？”

“一年了。我和当地一个男人结了婚。你呢，也结婚了吧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叫本森吧。”

“是的。詹姆斯.本森。”

“他对你好吗？”

“哦。你丈夫呢？”

“厄，他人好不好？”她眼神坚定，似乎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“他非常好。罗贝塔，非常好。”

“那你很幸福咯。”

“非常幸福。”

“很好。”她点点头，“我一直希望你能幸福。有孩子么？我知道你有的。”

“一个男孩。你呢？”

“四个。”

“四个？”

她笑起来：“都是继子。他前妻过世了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有空吗？喝杯咖啡吧。”

我想到冰淇淋快融化了，而且走回去把包放到行李箱袋子里不太方便。谁叫我买那么多没用的东西。罗贝塔提前一步替我解决了麻烦

“放我车里吧。就在这儿。”

然后一辆深蓝色豪华轿车映入我的眼帘。

“你嫁了个中国人？”

“不是，”她笑了，“他是司机。”

“天哪。要是老波佐能看到你就好了。”

我 们咯咯笑了。由衷地笑了。突然之间，十二年的隔阂烟消云散，往事一幕幕重现。那些在果园里跳舞的大女孩（我们管她们叫呆女孩——罗贝塔在市政学的课上面对 那些烦人的老面孔时听岔了），土豆泥，热狗，还有菠萝香火腿。我们拉着手走进咖啡店，我使劲地想，为什么上次见面不开心，而这回却如此畅快呢？十二年前， 我们曾像陌生人般擦肩而过。一个黑人女孩和一个白人女孩在霍华德.约 翰逊面前的路上见面，却相视无语。一个戴着蓝白色的服务员头巾，另一个则要去见亨德里克斯。现在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姐妹。那短短四个月在时间长河里不算什 么。可能就是因为，我们曾经在一起吧。两个小女孩，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默契，知道不该问什么问题、该怎样面对那些不得不相信的事情。勉强与大方之间透露着礼 貌与尊重。“你妈妈也病了吗？”“不，她就是喜欢整夜跳舞。”“哦。”然后会心地点点头。

我们靠窗坐着，就像陷入回忆不能自拔的老兵。

“你学着认字了吗？”

“看吧，”她拿起菜单，“每日推荐：玉米浓汤；主菜：乳蛋饼，厨师色拉，扇贝壳.……”

女招待走过来，我拍手大笑起来。

“记得复活节篮子吗？”

“我们又是怎样介绍自己的妈妈互相认识呢？”

“你妈妈戴着的十字架，就像两根交叉的电线杆。”

“我还记得你妈妈穿的那条裤子。”

我们放声大笑，笑得直不起腰。

“和吉米.亨德里克斯的约会怎么样？”

罗贝塔噗了一声。

“他去世时我想起了你。”

“哦，你最后还是听说这个人了？”

“恩，终于是听说了。嘿，我只是个小镇上的女招待啊。”

“我只是个小镇上中途退学的。天哪，我们太疯狂了。我根本不晓得是怎么活着到了那里。”

“但你们终究到了。”

“是。确实是的。现在我是肯尼斯.诺顿夫人。”

“听上去不简单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几个仆人？”

罗贝塔竖起两根手指。

“噢！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电脑。我不太懂那玩意。”

“以前的事情我已经不太记得。但是，老天，圣伯尼却清清楚楚印在脑子里。记得麦吉吗？有天她摔倒了，那些呆女孩们都嘲笑她。”

罗贝塔抬起头，注视着我：“麦吉没有摔倒。”

“她摔倒了。你记得的啊。”

“特怀拉，她没有。她们把她撞倒的。女孩们推倒她，扯她衣服，就在果园里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我不——不是那样的。”

“就是那样的。在果园里。记得我们当时多害怕吗？”

“等等，我不记得有那回事。”

“波佐被解雇了。”

“你糊涂了啊？我离开时她还在，而你在我之前走的。”

“我回去了。他们解雇波佐时你已经走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两次。一次是在我十岁的时候，另一次我十四岁，呆了两个月。所以我逃跑了。”

“你从圣伯尼跑出去了？”

“我不得不走。你想让我怎样呢？在果园里跳舞？”

“你确定麦吉的事？”

“当然。特怀拉，你只是忘了。就是那样的。那些女孩子行为有问题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没错。但是我记不得麦吉发生了这种事啊。”

“相信我。当时我们都在。”

“你回去后和谁住一起？”我关切似的问她。麦吉的事让我很纠缠。

“一群混蛋。她们晚上老爱挠痒痒。”

我耳朵有些发痒，突然想回家。一切都很好，但她不能轻描淡写若无其事，假装万事大吉。霍华德.约翰逊的小摩擦之后，她没有道歉。什么都没说。

“在霍华德.约翰逊时，你嗑药还是怎么了？”我尽力使语气友善一点。

“可能把。嗑了点。我不大嗑药。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那时你好像不愿见我。”

“哦，特怀拉，你该明白那时候的情况：黑人，白人。你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。”

但是我不知道。我以为恰恰相反。白人黑人一起乘着大客车到霍华德.约翰逊来。他们一起闲逛：有学生，音乐家，情人，还有抗议者。你应该看到，当时在霍华德.约翰逊，黑人对白人很友好。我坐在咖啡店里，盘子里还剩两块番茄，惦记着融化的冰淇淋，在这种场合想起那些事真是太幼稚了。我们走到她的车旁，司机帮忙把东西搬回我的旅行车。

“这下我们可要联系了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我说，“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她回答说。我刚要坐到方向盘前，她靠上窗子：“顺便问一下，你妈妈还是跳舞跳个不停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是的。一直都跳。”

罗贝塔点点头。

“你妈妈呢？她身体好些了吗？”

她略带苦涩地笑了笑：“没呢。她一直没好。那么，给我打电话，好么？”

    “好。”我回答。但我知道我不会联系她。罗贝塔把我和麦吉过去的事情给搞混了。我不会原谅这种事。决不。（未完）

 

我在霍华德.约翰逊饭店做收银员。饭店开在高速公路金士顿的出口。这份差事还凑活。虽然离纽堡挺远，不过上起班来还不错。我晚上11点至早上7点上班。工作很闲，直到大约6点30分才有一辆灰狗公车开进来用早餐。那时，太阳已经从饭店后面的山丘升上来。这地方晚上看起来更好——更像收容所——但是我很喜欢阳光洒进来的时光——尽管阳光会把塑料上的裂缝和斑驳的地面照得格外清晰。不论怎样拖地板，它总显得脏。

 

正是八月份。从公车上下来一群人。他们会呆很久：解个手，随处看看小礼品和等待处理的废机器，不甘心这么快就坐下来，更别说用餐了。我正要把咖啡壶放到电炉上。突然，我看到了她。她坐在一个餐饮摊上，抽着烟，身边有两个毛发浓密的男人。她的头发长而蓬乱，以至于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。但我认出了那双眼睛。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。她身穿一件浅蓝灰色的露背装，配一条短裤，戴着一对手镯那么大的耳环。她涂着的口红和画过的眉毛，让当初的大女孩们黯然失色。我不能在7点之前离开柜台，但我一直注意着那边，以防他们提前离开。替班的来了，我赶紧清点整理收据，签名换班。我微笑着走到她旁边，心里想着她还记不记得我。或者愿不愿意记得我。她甚至可能不愿让人提起“圣伯尼”，不愿让人知道她曾呆在那里。

我把手插到围裙口袋里，靠着摊柜，面对着他们。

“罗贝塔？你是罗贝塔.费斯科？”

“恩。”她抬起头。

“我是特怀拉。”

她眯眼看了一会，然后哇的叫了一声。

“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哇！当然了！你好啊！”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我说道，朝那两个男人笑笑。

“哇！是啊！你在这儿工作？”

“恩。我住在纽堡。”

“纽堡？不是开玩笑吧？”她对着她的伙伴大笑，他们也笑了起来。除了跟着笑，我别无它法。我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穿着及膝的工作服站在这里。不用照镜子我就能知道自己那副窘像：蓝白相间的头巾，发罩里乱蓬蓬的头发，厚厚的长筒袜，粗壮的脚踝，寒酸的便鞋。笑过之后，一阵沉寂。该由她发话了。比如介绍她的男友——如果是的话——或者请我坐下来喝杯可乐。但是她又点了支烟说：“我们要去西海岸。他和亨德里克斯约好了。”

她漫不经心地指指身边那个男人。

“亨德里克斯？很好啊。她现在做什么？”

罗贝塔咳了两声，旁边的两个男人翻了翻白眼。

“亨德里克斯。你这白痴，是吉米.亨德里克斯。他是最有名的——哦，哇，算了吧。”

下班时没人跟我说再见。而我现在想让她尝尝这种滋味。

“你妈妈怎么样？”我问道。她绽开笑脸，咽了口口水说：“很好。 你妈妈呢？”

“很漂亮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我膝盖后面有点潮。霍华德.约翰逊在阳光下显得很寒碜。（未完）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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